法吻之罪

        很喜歡觀看莊梅岩劇本的舞台劇演出，她總能在平白描述一件社會尋常事時，不知不覺帶你走進另一個時空，與她一起大膽探究或叩問一些平常都不敢討論的議題，今次由曉角話劇研進社Longrun系列搬演的《法吻》，便選上了陌生人之間在首次接觸不宜細說的三個範疇之一——宗教，一個在法庭上已經判決了的「法吻」(french kiss)，也為觀眾帶來了一次人向神之間的思辨。

        法庭宣判了牧師Marco對同事Michelle性騷擾罪成，二人法吻的事令Marco身敗名裂，更被逼離開教會轉投商界。五年後在宴會上的相遇，已婚的Michelle想要與Marco「冰釋前嫌」，在宗教的教義下原諒他當年的行為，此舉卻挑動了Marco的神經，因為Marco認為當年是要保護Michelle而牲犧了自己，怎可能倒轉來被原諒? 二人決定重組當年事件的始未，並加上了互相坦述的內心情感，Marco頓然發現自己多年來堅持全因誤解而起，掩面落荒而逃，Michelle雖然仍能靠著信仰支持生活下去，可是言語間的自審卻令人感到Marco並非全為妄語。

        撇除角色間Michelle和Marco必要的激辯劇段，陳螢映和陳飛歷的演繹略見內斂，但我更認為導演黃樹輝以這種情感分寸拿捏是恰到好處的，《法吻》所要呈現的並非對法庭案件的重新審判，是否能讓Marco得以清白、或是Michelle有否受人唆擺，而是二人在那一次法吻的背後，Marco與Michelle在當年有否曾經真實面對個人的情感、抑或只是在宗教規條壓抑下的一次觸犯禁忌?無可否認，信仰有令人堅強、遇到困難時得以產生可依傍的力量，但若是精神上的堅持與情感的衝動出現交錯，究竟應該忠於當下的感受，還是繼續將一切都交於未知的神力? 因此，當Marco驚覺只是自己的一廂情願，往後作出的所有舉動、甚至在法庭審判期間沒有提出對自己有利的證據，一切都以為是自己對Michelle的「愛的表現」、原來在對方的眼中卻只是一連串的誤解時，Marco終於「明白」自己對Michelle的配合和讓步，已經足以令他背棄了曾給予他所有的神，「真相大白」令Marco只能驚恐地拾起面具戴上，奪門而逃，這既是逃避眼前的Michelle，也代表著Marco在一直眷顧他的神底下再無面目對之。

        另一邊廂的Michelle又是否在神的指引下無惑無懼? 縱使對Marco的種種誤解都嚴正言詞地提出了辯解，然而絲絲的情感仍然流露於Michelle的臉上，她含蓄的舉動如在家規甚嚴的家庭裡，沒有長輩的允許，子女不得潛越做出有違家規的事，Michelle的情感或許真的不如Marco所言是愛，但由於個人的情感而對Marco表示出親密，這是顯然而易見，關鍵在於心靈上的情感在投放後，卻被Marco的酒後胡言所傷(原文本有詳細描述Marco在餐後醉酒，因為壓力而向Michelle破口大罵)，因此那一個訴諸法庭的控訴，是理智上的教訓還是情感上的反撲?相信並不容易即時確認得到，然而我始終相信在劇終的伏筆，當Michelle表示希望能在審判日能站在可以望見丈夫的位置時，這不正喻示著虔誠如Michelle，也知道在上帝的記事本裡已經被記錄下了她的罪?

        文: 沓靖

悟於靜止

        不同於荷里活大規模、大製作的美式愛情故事，英國電影如果在描述同一題材的手法總會令人感到較為輕鬆和淡然，如果讀者也像我般看得太多歌頌牲犧、必須一生一世直至海枯石爛的老舊愛情橋段，這部曾於從二零零六年上映、編劇和導演集於一身的西恩・艾利斯從同名短片發展至九十分鐘長片的《超市夜未眠》(英:Cashback)，也許正適合讀者在炎炎的夏夜裡，與愛侶安坐家中靜心欣賞的小品愛情電影。

        故事講述藝術學院學生賓(Ben，Sean Biggerstaff飾)被女友拋棄，因為思念過度而未法入睡，為了填補每夜的時間，賓到超市兼職夜更員工並認識了一眾個性鮮明的同事。失戀令賓感到渡日如年，賓亦索性從想像中的凝結世界環顧當下，從而發展出一套獨有的審美觀和個人價值觀。一次偶然的機會下，賓認識到平日寡言的收銀員同事莎朗(Sharon，Emilia Fox飾)，原來是一個充滿理想和生活熱誠的女孩，莎朗亦被賓的藝術修養而打動，二人亦因為共同的藝術喜好而互生情愫，雖然期間發生了一點情感小插曲，但賓的情意終歸打動了莎朗，在初雪中的深情擁吻亦為這個愛情故事劃上了完美句號。

        全片有超過一半的故事描述都是由賓的獨白進行，對於一般的長片似乎並非最理想的說故事方式，可是西恩的選擇非旦不見兀突，更巧妙地串起了一系列需要解釋的劇情；透過賓的自說自話，畫面所見的萬物停頓便得以成立(因為只是賓的想像)，另有一段關於少年時代對性和女性的剖白，亦使賓被前女友拋棄後傷得每夜失眠的結果得以合理化；西恩顯然不想多生支節，乾脆全片都是從賓的視角交代他與周遭人物的關係，也令到電影的主線和走向較容易被讀者理解。

       《超市夜未眠》的主題訊息也是相當具討論性的話題，在老掉大牙的愛情故事之中，隱藏著創作人對「時間」的重新認識——恆值的時間放諸在不同人的內心時，會令「時間」有著心理性的加快或減慢，甚至是慢至仿如靜止，而一切只是源於一念之間。透過對莎朗的表白，賓終於明白在「時間是永不停止」的客觀事實中，人們唯一可以做的便是珍惜在時間洪流中遇上的各種機會，要好好掌握，無論是人或事，如若當下仍是繼續讓機會流走、不去捉緊那個可能就是「對的人」，心底裡的失落與失望只會被無限延續，就如把人生凍結於一個傷痛點上，讓自己墮入萬劫不復之地。

        文: 泳藍

孤獨的主角

        陌生人突然闖進自己的生活圈子，看似毫不相干卻有著共同的生活感受，從衝突對立至設身處地，最後互相扶持共渡難關⋯⋯由葛多藝術會上演的《在風和日麗的星期天談一場無性的戀愛》便是這麼的一道故事脈絡，李俊傑、黃湘雅和蘇家樂的演繹輕鬆明快，由他們各自擔演秋彥、千尋和浩樹三個看似大情大性的角色，卻各自背負著沉重的經歷，然而最終的坦承對話，令他們都衝破了內心的枷鎖，彼此接受了對方，一切都變得應該值得慶祝和感恩，可是在觀演後的絲絲不安感覺，卻讓我隱約的感覺到，這部寫於十七年前的日本劇本，反映的似乎是日本人在外觀亮麗和整潔的社會裡，正如何被千瘡百孔的深層社會矛盾蠶食至到體無完膚，因此編劇中谷才會為這個線性的故事賦予了極致的元素:同性戀、愛滋病和婚外情。

        同性戀情並非局外者所能完全明瞭，因此編劇為了令觀眾取信於故事，特別是秋彥對浩樹那份有愛無性的愛，除了令浩樹患上愛滋病使它變得合理化外，秋彥因為父親的性向而產生的個人迷惘，也令他和浩樹的戀情更容易被觀眾接受。另一方面，浩樹在言談間已交代了他的「先天論」，後來因為患上絕症被前度拋棄，所以對於關心自己、不離不棄的俊彥信任有加。秋彥和浩樹的感情令千尋羨慕不已，眼前的一對在主流社會不被普騙認同的情侶，相比自已與有婦之夫的婚外情關係，令千尋認識了自己的目光狹窄，也開啟了更多的認知和產生轉變。只可惜在宣傳海報上卻只有李俊傑和蘇家樂的照片，若是依照「主角是經歷困難而最終發生變化」的論調，要數黃湘雅飾演的千尋為主角實不為過。千尋一直在秋彥和浩樹的生活中不斷獲得經歷——秋彥想要帶浩樹與母親正式見面、浩樹為阻止秋彥的牲犧而提出分手，其實二人內心深處早有的決定，亦令到千尋明白情愛之事除了擁有，也有放手的選擇。千尋在劇中一直散發出濃烈的孤獨感，因為成了第三者的孤單，甚至返回舊居，為了從露台偷偷地遠望情人的動態，只是比對秋彥和浩樹不可逆遠的處境，千尋也看清了個人的孤獨感受只是軟弱無力的，同為都市裡的寂寞人，秋彥為了乞求一個可與己共枕的人，對性向甚至放棄了選擇，而因秋彥包容的愛感到害怕的浩樹也只得一走了之，試問千尋在面對相對簡單的婚外情問題上，又豈會不作出孤單一人的選擇?

        文: 沓靖

通達不易為

        第一次觀演有口述影像的戲劇節目，演戲空間月初在青少年展藝館二樓上演的《八個受傷青少年》，的確為習慣以視覺和聽覺共同接收觀演訊息的我，帶來了一次非一般的劇場經驗。因為形式的陌生，難免令人產生不少疑問，而我最大的疑惑是—比較於聽障人士和健聽人士之間，在接收此劇訊息的完整性究竟會有落差多少?

        只有四十分鐘的演出時間，令故事的推進必須相當明快，由於通達劇場對訊息傳遞是演出的主要考慮，加上故事裡的情境亦不少，因此導演選擇全虛景的設定是聰明且必要的。故事講述八人互為同學兼好友，在一次校內活動中令主角「阿六」受傷失明，好動的阿六不甘長賦在家，所以七位好友決定帶阿六外出，並產生一連串的笑話，各人也因此受了不同程度的傷害。經此一役，七人終於明白視障人士的活動限制，但為了幫助好友，七人在汲取考訓後再次整裝待發，決心要成功帶阿六外出用餐，然而烏龍事件仍在，阿六更加再次受傷，卻因禍得福地恢復了視力，最後亦藉著這八位先後受傷的青少年，再一次向現場觀眾剖白對視障人士的感受而結束全劇。

        就一般的觀劇角度而言，《八個受傷青少年》的編、導、演俱優，故事簡潔有力，編劇莫唏藉著短暫失明的阿六在日常生活中遇上的平常事，從他及友人的口中闡述不同的感受，總是能成功將觀眾移情至視障人士的世界裡。導演張奕錡活用了演員優厚的先天條件，無論是現場視覺或是聲音，八位平均年齡不足二十歲的學生演員等彷彿不用扮演便成了劇中八位學生，雖然角色眾多，但卻不難分辨。

        「全民通達劇場」是演戲空間想要透過搬演此劇而推動的一種表演方式，從即場手語翻譯、口述影像(現場人士可以透過配帶耳機，有口述影像人員將舞台上的情境和事件進行描述)和字幕，令聽障或視障人士藉以接觸藝術表演中所要表達的內容。可是，製作團隊想要傳遞故事訊息的準確度是否亦只限於「接觸」而已?譬如在字幕方面，基本上從演出開始至結束的所有內容都已顯示在字幕裡，但當中口語和書面語的取捨和不統一，教人頗為難以適應。劇中不時出現「快D啦」(快點吧)、「入左Lift未」(進升降機了嗎)等與演員唸白相同的詞句，但對於聽障人士而言，這類使用同音字、別字和外來詞匯組成的口語，是否能夠容易去理解?雖然聽障人士一般都會懂得或認識手語知識，使得字幕可能只作為輔助工具，但手語的設立甚為因地而異，不同國家、城市和區域的手語對表達同一事物均不盡相同，而手語作為將重點訊息傳遞的語言，在表達口述語言的語氣、感情或微細的情緒變化時，實在相當依賴手語者的臉部表情；礙於演出環境的限制，現場的手語翻譯員只能站於台側，依靠稍亮的燈光令聽障人士讀取它的手語，對於接收情感的部份還是頗為吃力。

        如果作為讓視障或聽障人士接觸戲劇藝術的活動，《八個受傷青少年》還是可算成功的一次演出，從每場全滿和聽取視障觀眾的現場分享，讚賞之聲不絕，更有建議應將通達劇場的演出方式帶進校園，讓學生接觸新事物之餘，也能夠從中走進聽障或視障人士的世界，達至將心比已的教育效果；我也希望在將有可能重演或再次演出類似的通達劇場時，製作人可以再深入一點去了解受眾(視障或聽障人士)的現實處境，向他們度身訂造一次可以「瞭解」戲劇的出演而非簡單的「接觸」，需知要達至直正的通達著實不易，唯有放下主觀的餵食、改由觀眾的位置認識所需，從而認真的設計每個環節、用字和語氣，戲劇藝術的魅力方有可能無障礙地打動他們。

        文: 沓靖

輕鬆戰隊

        對於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的七、八十後港澳觀眾，看罷美國電影《Power Rangers:戰龍覺醒》(港譯)後可能甚不是味兒，怎麼好端端的一部原產日本的特攝片種，竟然變成《變種特攻》(X-Men)與《變形金剛》(Transfomer)的混合體，那些日本動漫影視裡為人推崇的熱血、扶持、牽絆和犧牲等精神都盪然無存了？美國影商從日本特攝電視劇集《恐龍戰隊》購入版權後，自早期的日、美兩地製作剪接，逐漸發展至美國獨立拍攝，從此風格便被加入了濃厚的美式故事創作模式，就如DC故事以平行宇宙為起點的無限延伸，「Power Rangers」的漫畫系列至今也有了多條獨立而成熟的故事線，可是在只有一百二十分鐘的電影時間裡，製作人可以作出的選擇卻不多，而從電影《Power Rangers:戰龍覺醒》的五個主要角色的選角和設定可見，商業考慮終歸決定了一切，來自高加索裔的反叛俊男、英籍印裔美女、患有自閉症的非洲裔黑人、拉丁裔的女同志以及華人等分別擔演五色戰士，從電影賣埠的角度來看確是滴水不漏，可是故事人物則完全被犧牲了，毫無立體感和亮點可言，全片裡各人基本上沒有認真地交流過，無法為觀眾構成既有形象，如果單靠片末五人互訴心聲的場口，編導便以為能夠令觀眾弄懂各人的處境，似乎對自己的表達能力過份有信心了。

        主要角色在故事裡的關係倒是參照了日本版本直截了當的風格，五人全都是同一小鎮上的問題學生又是同班同學，既有敵愾仇馳也是惺惺相識，然後甚為順理成章地誤打誤撞獲得了神秘的力量，可是五人之間最初都沒有坦誠相對，因此面對敵人時一直處於下風，直至藍戰士的意外死亡，才令其餘四人懂得了互相支持的真諦，而一直期望復活的初代紅戰士又是大義捨棄重生的機會，結果藍戰士輕易地死而復生，五人又繼而成功變身與敵人戰斗，結果當然是邪不能勝正，片末欲蓋彌彰的綠色外衣特寫，也成功地明喻著開拍續集的可能性。

        荷里活製作在商業電影世界的先驅地位，總是伴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而力保至今，所以《Power Rangers:戰龍覺醒》包含有如變種特攻的狼人戰衣、變形金剛般的合體恐龍機械人(是否果真合體而成仍有待考究)、擁有比蜘蛛俠更厲害的強化體力等等，都可以理解為求電影賣座的保全元素，因此故事的邏輯性和合理性便可以輕易放棄了吧？可是像《Power Rangers:戰龍覺醒》般的隨便卻是罕見，如上帝說的「只要有光，便有了光」，真的說有便有了，歷來英雄電影裡的主角都總是要經歷種種考驗，最終排除萬難而獲得勝利，可是五位戰士卻是輕鬆舒服，(當然地)無意中巧獲力量、電影裡的生活無憂、歹角將五人捉住後竟然會放虎歸山、巨大機械人還來不及欣賞它的雄姿便瞬間將敵人擊倒，所有事情都好比要它發生就自然會發生。編導認為沒有問題，相信很大程度與美、亞兩地社會文化差異有很大關係，亞洲社會重視和篤信因果關係，多不鼓勵僥倖的成功，然而西方社會對天命論的認受卻的確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只是將這種觀念加諸於電影裡，過份垂手可得反而會直接減低了觀眾的追看意慾，倘若真的續集再來，也許只有死忠粉絲方會掏腰包支持吧！

        文: 泳藍 

迷霧裡的逆光

       「以為是最熟悉的人，卻往往是最陌生的一個」，澳門演藝學院戲劇學校編導三級學生楊雪慧以充滿思辨的一句話，為她的課程作品點了題，也正式替共包括五套作品的結業演出”GIVE ME FIVE”，在上週六的下午拉開了帷幕。有別於去屆的讀劇會形式，今年再次移師到位於高士德大馬路的演藝學院禮堂，由五位編導三年級學生自編自導其個人創作，對他們而言絕對是一個挑戰，除了是個人的編劇能力外，也需要和同校的化妝、設計、表演班等同學合力演出，因而同是一次將所學的導演技巧派上用場的好機會。

        如果有留意澳門演藝學院的演出節目，由楊雪慧創作的《逆光》可算是第二次的公開演出，首次是去年以讀劇會形式進行，今次的故事內容沒有太大的改動，然而可能涉及了舞台演出的考慮，發現某些場口有所微調，也明顯將個別角色行為放大了，但仍有保持主要事件在父親的死忌日、在舊居的晚飯中、女兒要游說母親出席自己的婚禮。觀眾可以從母女二人折然不同的反應裡，逐步察覺到二人之間的隔膜，最終揭開這一家人壓抑在內心的悲痛過去。單一場境裡的二人角力，是創作故事常見的基本格局，圍繞著一個深層次的矛盾，角色之間各自因為自己的慾望(想要達到的個人目的)而要壓倒對方，最後令觀眾在這一次角力的過程和結果獲得訊息⋯⋯《逆光》雖然有依循這個方式而為，但由於角色和事件仍有相當多值得發展的地方，加上編劇與導演集於一身往往存在的盲點問題，因此故事主要想傳遞的訊息反而未有被突出，觀眾在迷糊的舞台裡為了要尋找追看的線索，只得跟隨著角色的發展流向，但由於演員未能吃重擔任領導者的身份，使得劇本裡的故事張力無法被維持。

        女兒的行動上是要說服母親出席婚禮，希望借此等同母親寬恕自己當年間接害死父親一事，從而獲得原生家庭的認可，可是從女兒說話裡的單向性，求恕的心並不強烈，反而為了令自己獲得寬恕、要令旁人認同自己來自一個完整的家庭，想要去說服的母親更多只是一份佐證，為了只是滿足一己私慾；母親對丈夫懷有生子的內心承諾，因而女兒的出生已讓母親心生愧疚，只是對丈夫的愛而一直壓抑在心，這也反映了丈夫在家庭中、與母女二人之間的核心地位，但間接由女兒反叛而產生無法挽回的結果，母親僅能賴以維持的聯繫被割斷，可是停留在心底裡對女兒的愛、要信守對丈夫的承諾(好好照顧女兒)、因丈夫離逝所要尋求的出口，種種情感都鎖於母親的心坎裡而使她不懂自處。

       想要解脫昔日包袱和塑造完美個人的女兒、在困惑中只有封閉自己才能自處的母親、丈夫的死構成二人心裡無法抹去的傷痕，《逆光》裡的基本戲劇元素均已存在，可是婁詠怡(飾演女兒)和陳艷芬(飾演母親)均無突出表現，無法借助角色的複雜性多加發揮，實屬可惜。二人於戲初雖有表現堅定的立場，但隨著家裡的舊物觸起的舊人舊事，情感狀態便變得飄浮不定，觀眾就算能感受到母親的多種情緒，甚至有產生足夠的期待去接受母親的改變，可是演至劇終仍無法獲得清晰的答案；女兒對自我及自私的求贖行為是明顯的，但光靠口裡不停的說起往事、指罵母親對年輕人的不解，又果真可以釋懷母親多年的心結?然而在舞台上所見演出的不穩定，歸究因由卻不一定是演員的能力不足，反而從製作的視角出發，導演在排演的過程中是否已經用盡一切辦法，讓這批新生演員獲得足夠的理解深度從而掌握角色的雜複情緒?由此推論而至，展演想要達到的目標也是教人疑惑的，如果是藉著不完整的呈現而讓學員認識可待改進之處，這種「失敗乃成功之母」的手法在現今世代裡是需要審慎使用的；如果這已是經啄磨後的完整作品，則表現出師生的教授與溝通仍有改進之處，作為走進以展演為題的戲場觀眾，懷有比一般公演較寬鬆的尺度是觀眾應有的取態，而在主辦舉單位的立場上，日後倘再次舉辦類同的展演時，不妨考慮對學員作品的完成度多作指導，這也可是演出者對觀眾的一份基本承諾呢!

        文: 沓靖

欲速不達的通達路

        本地劇場表演近年興起引入「無障礙欣賞」的安排，透過安排口述影像人員或手語翻譯，讓視障或聽障人士同樣可以「欣賞」劇場演出。譬如戲劇表演主要由台詞、動作、佈景等構成觀眾需要接收的元素，甚至構成創作者傳遞的訊息，然而視障或聽障人士卻顯然無法完全獲得，縱使不少藝團有撥用資源安排字幕，但卻始終會因為文字而產生一定距離，故此通過「口述影像」，以語言描述舞台上的事件、或以手語令聽障人士直透過熟悉的溝通方式接收訊息，幾能肯定「演出」效果比單純的字幕更能影響觀眾。

        過去無論是民間藝團的自發推廣或是官辦的大型演出，如本年澳門藝術節的兒童音樂劇《星光下的蛻變》便設有口述影像、通達字幕和手語翻譯，據悉獲得觀眾的反應亦屬正面，也為藝團對拓展觀眾群覓得了新方向，可是筆者仍是認為要對這種通達演出方式循序漸進地推行，特別是要準確地找出這批新觀眾在接觸戲劇或表演藝術的切入點，而非盲目去追求增加觀眾數目。未知至今有否部門或機構對視障或聽障人士的數目作出統計，但以澳門的獨特社會結構和氛圍，若不掌握目標觀眾的所在而盲目推出如無障礙專場等演出，對於藝團的營運風險實在相當高，固然官辦活動不愁資金，但如此花費公帑亦會為人詬病，因此若從民間社團以小劇場的方式並掛勾於目標團體/社群，透過演出場次的遞增逐步累積經和改進，待掌握一定成熟度的技術和相當的觀眾群後，再拓展至大型演出的規模或是相對踏實的做法，可惜當下要由藝團自行投入資源推動著實不易，因此本地劇團演戲空間上演《八個受傷青少年》及配合工作的確需要社會上的更多鼓勵。

        該團剛於月初完成的戲劇演出《八個受傷青少年》除了繼續以學生演員擔綱主演的宗旨外，今年亦在演出前期舉辦了「口述影像工作坊」，讓有興趣的市民從中認識口述影像及相關的實踐技巧，為日後的戲劇演出培育了能夠協助視障或聽障人士欣賞表演的人力資源。在合共六場的演出裡，不單包括了「無障礙專場」演出，在一般場次中亦有加入手語翻譯，使得聽障人士無需刻意觀賞專場也可以享有平等參與藝術活動的權利，而這也是聯合國在《殘疾人權利公約》有所提及的需關注平等權利。

        在本澳官方資源基本上處於「不怕花光、只怕用錯」的情勢下，此類通達藝術推廣是否應以「由下而上」的方式推廣較為恰宜?澳門城市表面急速發展，可是對接受新事物仍是較為慢熱，如果由民間團體透過與目標社群接觸而逐步普及，效果往往被官方一擲千金卻僅獲得零星迴聲更為踏實。君不見好大喜功卻是虎頭蛇尾的事例比比皆是，作為面向有特殊需要的觀眾群，也許本地藝團或演出的主辦單位要關注已不光只是觀眾數字，而是如何確切地將藝術欣賞帶進社群、真正為少眾的群體打開藝術之門方為優先考慮。

        文: 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