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的飛鳥

　　超級英雄如何回歸平淡尋常生活？怎樣在紛擾的都市中警惡懲奸？電影《飛鳥俠》（原名:Birdman）的宣傳預告片完全取下了觀眾的心事，若是懷著觀賞超級英雄電影的心情，準備窺探他們背後鮮為人知的佚事時，便正中文宣的設局了。就在觀眾正在加緊趕快轉換心情去嘗試了解故事的訊息時，豈料《飛鳥俠》的英雄氣息背後，內容竟然是一齣細訴明星、演員，探討認同與自我價值的故事，導演的敘事方式甚至教人難以判斷，究竟主角是否真是身懷異能的超級英雄？又或者他確實只是一個沉溺於光輝過去的電影明星？

　　《飛鳥俠》的故事講述曾經飾演「鳥人」一角而於數十年前紅極一時的電影主角明星雷根，現今已無人認識，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主角傾盡家財改編瑞蒙卡佛的經典小說《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甚麼》（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成為舞台劇本，更要自編自導自演，一心想要在百老匯的舞台上重拾昔日光輝，可是面對筆風狠辣的劇評人塔比莎、剛離開戒毒所的女兒珊姆、屈服於現實社會的演員麥可，雷根不斷被重重困難包圍，在將預期預演後的一敗塗地，了無生趣的雷根在飛鳥俠的教唆下，決意讓所有人重見他的雄風，並將道具槍換成真槍踏上舞台演出去⋯⋯。

　　影視明星與劇場演員的分別是甚麼？編劇在《飛鳥俠》中不止一次地將這個問題、而且附帶有主觀答案將之拋給觀眾——明星是娛樂大眾的消費品、演員是呈現藝術價值的專業人士。透過麥可和塔比莎的台詞，舞台劇演員的專業性在劇場內原來並不被重視，演員忘我演出的專業態度反而是逃避現實眼光的最佳出口，劇評人對電影出身的雷根有刻板印象，亦是毫不掩飾地反映普羅大眾對電影和舞台劇「演員」的不同看待——前者是娛樂消費，後者是欣賞品評，觀眾不難從《飛鳥俠》裡感受到編劇要為賴以生計的藝術工作者/表演者抱不平，在周旋於藝術理念呈現與商業需求之間，演員在表演期間對自身身份的判定著實是糾結非常。

　　在追求功利及崇尚即時回報的港澳社會裡，演員與藝員的定義已經越來越模糊。為了謀生，不少專業藝校畢生都跑到電視台拍劇集和當節目主持，待增加了曝光率和取得一定的知名度後，方再重返舞台，甚有「衣錦還鄉」的味道，但是未能在自己的專業範疇打出名堂，反倒要靠嘩眾取寵的電視機吸引觀眾，身處其中想必百感交集。觀眾在觀看《飛鳥俠》的過程中，不妨順著導演刻意採用旁觀者的第三身視角，以剪接技巧構成的「一鏡到底」下，情境仿如走在角色的背後和身旁，擬真地活生生地站在角色左右，看著他們在「生活」裡的一舉一動，有趣之餘，藝術工作者/表演者背後的無奈及無力感盡是不言而喻。

　　文: 沓靖

依舊我城

　　《我城故事》的藝術定位是讓筆者糾結的，作為音樂劇的演出，《我》並不是一次合格的演出──舞台幕後現場樂隊的位置讓聲音偏向從台右方傳遞至觀眾席、各演員的米高峰音量平衡不一、音樂與人聲（或歌聲）共演的時候予人不協調的感覺、多位填詞人譜寫的歌詞令故事的表達力量下降，演員的演唱能力更是不敢恭維。導演葉嘉文在《我》的調度同是教人詫異，除了阿德（梁奮佳飾）在第一場能較為成功地呈現角色的孤寂感外，往後下來因為過多的其他角色似有還無地道（唱）出他（她）們的故事，讓觀眾無法抓緊故事的重心，雖然說書人在下半場有較多的說白，卻是為時已晚，觀眾難以在上半場的氛圍裡構建阿德的背景，唯有直白地接受一個工人暗戀非法入境者的戀愛故事，而愛情故事又真的能有效地傳達編劇「摒棄、被摒棄」的深意嗎?

　　卓劇場的演出風格一向教人悅目，因為葉氏兄妹的參與，今年的《我》再沒有慣性地使用多個澳門的地區故事集合成一的公式，可見編、導均有意吸引觀眾的注意力聚焦在阿德上，但歌、舞的配搭讓事件變得零散，阿德數十年來留守於廢物回收場的動機亦不明，單純的等候難以教人信服。由於故事的縱線不明，原是《我》的主角阿德好比幽靈般四處遊走，老編劇、回收場老闆、懷舊店少東的訊息未有因為阿德的襯托而呈現，反之亦沒有逐步將阿德的情感拋予觀眾。

　　組成戲劇的四大元素雖沒有偏側的重心，卻反映各元素是同時重要的，因此觀眾的反應，包括理解、接受、回饋也需考慮。無論觀賞者是尋常市民或是評論人，創作團隊總不能一言堂地將所有單向的意念直接拋向觀眾席，這也是成功的戲劇作品總是能包含予人的反思、能帶出深度討論的亮點，否則更多的觀眾只能無限放大個人的主觀情感，單純以眼觀地提出點評才能釋除觀演後的疑慮。

　　無論觀賞何種藝術類型演出，觀眾均要對自己負責，特別是對觀演後發表的感受負責。觀眾亦要有責任為感受的提出累積經驗，這不單是戲劇工作者需要因為專業的發展而必備，也是觀眾作為對演出的認同與不認同，提供對讀者和製作團隊的公平參考。透過接觸不同製作團隊演出同類型的作品，觀眾可以獲得更多進行客觀比較的參考以反饋製作團隊，而多年來觀演澳門音樂力量不懈地嘗試把澳門流行音樂結合戲劇創作，筆者無法對推動者的熱誠置否，但卻對《我》在經年後仍是原地踏步感到婉惜萬分。

　　文: 沓靖

第一稿

　　有劇團舉辦劇本展演活動，在本月初先後安排七位本地編劇搬演他們的原創劇本，今年有別於過去兩屆，各編劇帶同他們的作品分別於咖啡店和劇場內進行，主要以讀劇的形式呈現於觀眾跟前。在主辦單位以分享、交流的前題下，作品沒有經過導演和演員的再創作，聽著讀劇員的直觀朗讀，似乎更能夠表現各位編劇的創作原意和動機。

　　筆者於九日晚聽演編劇徐鳳文的《行前》，徐亦是澳門演藝學院編導班二年級生，去年的短篇作品《變臉》更曾被搬演舞台，徐的作品一向擅於表現人物間的衝突及戲劇張力營造，在《行前》中可見其技巧更見成熟。故事講述事業及家庭均處於谷底的Tom，因職業所需與死囚九叔接觸，隨著Tom對事業的執著及在妻子Jade跟前的自卑感不斷擴大，Tom反而與九叔建立莫名的情感連繫，及至逐步揭開九叔的殺人動機後，Tom終於明白執念間的選擇原來全掌握於自己手上。

　　既是劇本創作的第一稿，在結構、台詞乃至各部分的設計鋪排上有所疏漏是無法避免的。正因如此，除了特邀的活動主持人潘惠森提供的專業評語外，現場出席人士的寶貴意見更是重要的，創作上的專業指導可以幫助他們提高劇本的成熟度，亦有助將文本的內容立體化，最終在舞台上透過演員來呈現，但觀眾其實也是戲劇演出不可或缺的必要元素呢！觀眾對劇本的意見，直接能夠預視文本在舞台演出後的觀眾反應和效果，觀眾的普遍性意見不諱言地更是現今商業考量的重要先決指標。

　　《行前》讀劇會後分別有香港和澳門編劇前輩對創作發表意見，有趣的是兩方意見不盡相同，從創作技巧的點評，以至對劇作主題的理解，體現從不同角度賞析同一作品，點評者的專業背景和學術經驗均會產生一定影響，惟藝術創作實無好壞與對錯之分，當中只存在「好」與「更好」。筆者更是羨慕參加今次活動的編劇們，可以藉著讀劇會的形式，廣納各方對人士作品的意見，也能夠具體地把作品展演出來；只因在彈丸的澳門裡，從事劇本創作的愛好者要呈現個人作品殊不容易，而且方法單一(只能以劇場和演員表現)。希望本地的原創劇本往後能在更多劇場以外的地方、透過不同的形式發表，如能安排其他劇團的負責人或導演參加分享和討論，說不定能夠促成更多的本地原創戲劇的誕生呢!

　　文: 沓靖

《親愛的》細膩動容

　　一向擅長捕捉細膩感情的導演陳可辛，去年新作《親愛的》也許未能叫座，但依然叫好。昔年以大眼睛嬌俏形象的「小燕子」趙薇實現在演技上的突破，在電影中飾演一名農村婦女，那種與城市隔斷的無知、對道德觸碰得似懂非懂、對情理是非的演繹得絲絲入扣，趙薇雖然失落於台灣金馬獎，但在第10屆中美電影節得到最佳女主角。

　　電影根據真人真事改編，原型的父親彭高峰電影中由黃渤擔演，趙薇的角色本來就是村婦高永俠。內地因為一孩政策以及更多的愚昧、無知、貪婪等問題，拐帶小孩是社會上一大嚴重罪行，在一孩政策下孩子當然是個寶，對匪徒而言更是奇貨可居，他們可以有多種理由，拐走天真可愛的小孩，例如轉賣給沒有小孩的家庭、逼他們行乞、甚至更殘忍地摘取他們的器官來轉售……故事的原型彭高峰是少數可以尋回失蹤兒子的幸運兒，從一班兒女被拐走的父母所組成的團隊，以及無知村婦養育被拐帶、被丟棄孩子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國情政策下，為這些父母造成的問題。例如因為丟失小孩，但沒法證明他們已死的話，按一孩政策父母不能再生小孩；又例如鄉村外出打工的男人很難解決其生理需要、內地的女嬰被棄養等問題，不時呈現在故事之中，這些既現實但又無奈的情境，很多時是我們活在澳門的人很難理解的。

　　例如決定再生孩子的母親會覺得自己背叛了失蹤的子女、婦女會以自己的肉體來作為交換作證人的條件、沒有任何證據之下，妻子會相信是自己不育，甚至對丈夫所帶來的孩子來歷深信不疑……或者有人會說這是鄉民的愚昧，但這故事其實在內地是最平常不過，大明星如趙薇、黃渤、佟大為等將一個本來就很認真的社會問題，用一種平實而偏向輕鬆、甚至不乏惹笑場面來演繹，拿捏上各有獨到之處，更見功力。其中甚至以方言來演出的趙薇，喜怒哀樂甚至最後一場的悲慟情緒，將作為妻子、母親的情緒細緻地表達出來。

　　就算是其他丟失了孩子的家庭，其實都沒有太多情緒發洩的位置，但愈是內歛，就覺得他們內傷很深。就連男配角演韓德忠的張譯，雖然大刺刺的土豪狀，但他深埋在內心對兒子及妻子的悔疚，更令人為之動容。

　　能夠以一個現實無華的劇本，經由一些(不止一個)優秀演員收放自如地演出一個又一個生動的人物，就是這部電影成功之處。在2014年或者這電影不是大收旺場，但論到感人及動容之處，的確值得推薦。

　　文: 承鈺